1941年6月的一天夜里，皖南山区的雨声敲在简易兵营的油布顶棚，岗哨忽然听见牢房里有人梦呓，“报告戴处座，任务完成……”几名战士当即警觉，把说梦话的青年学生黄守诚带到了锄奸科。
审讯刚开始，黄守诚却抢在提问前开口，声称掌握“大案情报”，只求“暂缓处置”。这种求生的套路锄奸科见得多，可下一句竟让在场的人都愣住：新四军一师内部潜伏着两百多名军统特务，而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正是“文化干事田青”。
田青是谁？她在一师里小有名气。1938年，叶飞去上海动员知识青年时，挑中的二十余人里就有她。姑娘出身书香世家，能写会唱，被安排到战地服务团，负责编排戏剧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连粗汉子都记住了这个说话带着海派腔调、办事麻利的女学生。
然而，学生兵并不好带。山里缺粮缺药，昼伏夜出，敌人的“扫荡”又一波接一波，不到两年，最初那批学生就跑了半数。田青也曾灰心，甚至在1940年擅自离队，跑回上海。同去的十几位同学一哄而散，这让部队损失惨重。
1941年春，部队再次潜入上海招募文化青年。短短一个月，200余名学生排着长队报到，田青也在其中，自称“已经认清了方向”，愿意回到抗日前线。师首长犹豫后还是把她收下，只是悄悄交代锄奸科加强观察。
于是，黄守诚这一爆料，像一颗雷直接炸进了早已紧绷的神经。若真有两百个潜伏者，整个一师后方都得翻船。于是，田青立刻被软禁，史行、黄炜、董大任等几名与她交往密切的学生先后被抓。
拘押现场人头攒动，不到一天，嫌疑人扩至十几名。有人被连续审讯后情绪崩溃，撕心裂肺地喊：“冤枉啊！”可锄奸科的同志不敢大意，生怕误放掉真特务。
粟裕得报，心里满是疑窦。学生都是20出头的书生，真要搞情报，军统怎会“批发式”投放？军部锄奸部长汤光恢被紧急请来。见到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，他第一句话是：“物证呢？”众人面面相觑——除了口供，什么也没有。
汤光恢立即重新提审。灯泡白炽，房中静得只听见钟摆声。他突兀地给被押的几人递了口水，又摆出一份电报，说：“上海地下党调查‘真理团’，结论四字——可以信赖。”那几名学生眼圈通红，含泪摇头，“不是特务”。
审讯继续深入，黄守诚的口供破绽百出，所谓“二百人特网”连暗号、接头方式都说不全。再对比他在上海的行踪，明显时间对不上。锄奸大队这才意识到自己掉入陷阱。黄守诚用的不过是“多咬一口，自己脱身”的老戏。
动机也很快浮出水面。原来行军途中，田青曾几次把省下的炒面塞给这个沉默寡言的同伴。黄守诚误把关心当情意，鼓起勇气表白，被婉拒后怀恨在心。落网的那刻，他想到用田青抵命，干脆把夸张的“二百人”也搬了出来，企图借重大发现捞自己一把。
真相揭开时，已是7月。可悲的是，史行、董大任因“抗审”时受伤不治身亡，几名学生含冤重伤。粟裕怒不可遏，责令锄奸科全体反省，撤换负责人，并将此案始末报军部备案。
田青被无罪释放，却再没恢复昔日的张扬，她办完烈士追悼会后，主动申请去前线宣传队。有人听见她在夜里轻声说：“如果早知道会害了他们，我宁可永远不回来。”
这起风波过后，部队内部的审查制度被重新梳理：凡涉特嫌，必须“口供、物证、情报三合一”；仅凭口述，不得轻易定案。文件至今仍存档案室，封皮上有汤光恢亲笔批注，“毋让谗言再害无辜”。
抗战岁月里，敌特暗箭频出，情报战如影随形。黄守诚的自毁，提醒后人：在炮火之外，还有更阴暗的战线；而任何仓促决断，都可能让同志流血、让队伍流泪。这是一次惨痛的学费，也是后来锄奸制度日渐周密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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